近些年来，随着儒家思想再度为主流文化所包容和提倡，各种儒学活动粉墨登场。一个所谓的“儒学文化”发端其间。甚至，有人声言“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省成立儒学文化促进会，撰文作坛，好不热闹。
纵观中国历史，放眼当下世界，有儒家文化，并无儒学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诸子之中有孔子，百家之中有儒家。儒家秉持儒行追求儒效，儒生儒士兴发儒教弘扬儒道运用儒术。汉家天子独尊儒术之后，代代文人士大夫学研儒家儒典、儒道儒术，于是渐成儒学。所谓儒学，应该是研究儒家思想学说及其历史沿革，也就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学科流派，不过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元素而已。
以道得民曰儒
儒家发端于儒。儒，本是一种社会角色，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大宰》里，具体语境是“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所谓“两”，即把民众组织凝聚起来。原来，儒是联系凝聚邦国民众，把他们组织起来为奴隶主使役的九种社会角色及相应的手段方式中的一个，是通过道德教化，使民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奴隶主统治的社会管理者。
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儒的记载和解释。此后，儒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有所变化。先是西汉扬雄在《扬子·法言》中解释为“通天地人曰儒”，也就是能够通晓天地人三才事理的人。然后，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术士之偁”，说儒是以柔顺服从为天性特征的这类知识分子的统称。到了元朝，熊忠在其《古今韻会举要》中解释为“学者之称”，也就是有学问的人的统称。
儒有儒行与儒效
关于儒的操守品行和人格特征，孔子和荀子分别做了非常全面透彻的阐述。孔子的阐述见载于《礼记·儒行》和《孔子家语·儒行解》，荀子的阐述见载于《荀子·儒效》。
孔子把儒的品行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三待”：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二是“四达”：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三是“五不”：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
四是“六品”：中正、忠信、礼义、戴仁、多文、浴德。
五是“八仁”：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
以上最能表明儒的品行者，是“三待”、“五不”和“八仁”。
“三待”表明，儒者愿意为统治阶级乃至最高统治者所用，以成为统治阶级乃至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为追求。
“五不”表明，儒者不会在贫贱之时失节乞求，不会在富贵之时伪饰做作，只会给君王分忧而绝不添乱，也不会拖累上级长者，更不会指责官府朝廷。
“八仁”则表明，儒者谦逊至极，即使具备了八个方面的仁爱风范、友爱情怀，还不敢说自己是仁者。
荀子则重点阐述儒的效能作用，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履行臣子职责，绝不谋求篡位，并努力且能够使他们的君主更加尊贵。如果君主任用尊敬他们，他们会成为朝廷中称职的臣子；如果放逐贬谪他们，他们则会退居民间，编入民籍，一定成为顺从的良民。
荀子还说；儒者“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即，儒者如果被任用到百官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的能臣干才；如果被安排公卿之下，他们也会成为邦国社稷的顺民、诸侯国君的宝贝。如果让他们在朝廷担任官职，他们就能美化改善朝政；如果让他们在民间成为百姓，他们也能美化改善风俗。一句话，儒者是有王公之才，既可召之即来，做美政高官；又能弃之则去，作美俗下民的“国君之宝”。
孔子和荀子还根据儒行儒效之不同，分别对儒做了分类。孔子把儒分成君子儒和小人儒，荀子把儒分成“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的大儒（可以助天子帝王一匡天下的三公，榜样是周公）和“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的小儒（如诸侯、大夫和卿士等），以及可以使“万乘之国安”的雅儒和可以使“万乘之国存”的俗儒。
如果对孔子的论述与荀子的阐释作进一步归纳概括，那么所谓儒，不过就是“人需之士”。“人”，在那个时代是统治阶级成员，是君主帝王用来管理、役使“民”的统治力量。儒即人需，是自觉服务统治阶级的，永无嗟怨悔恨篡夺谋逆之心的知识分子。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关于儒的思想学说逐渐系统深化乃至于神圣化，并最终发展成为儒家学说、儒教体系和儒学流派。
儒宗乃周公 孔子为天纵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虽被尊为儒家“至圣先师”，为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但孔子并非儒家学说的创始者。真正的儒家鼻祖宗师，乃是周公姬旦，那位荀子眼中的大儒榜样。而孔子，乃是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儒家的基本思想，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其思想学说见载、贯穿于《易经》、《易传》、《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国语》、《逸周书》等典籍之中。上述典籍的形成和传承，周公姬旦功莫大焉。《易传》、《尚书·周书》、《逸周书》乃至《礼记》等典籍中的许多内容篇目，都是周公之作。《诗经》中《周南》、《鲁颂》的主要歌颂对象就是周公。周公因此被誉为中华“元圣”。至于孔子，乃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也就是在他68岁时，弃绝了入仕从政的志向追求，“退而修《诗》、《书》、《礼》、《乐》”。他凭着广博深厚的学识修养、长期积累的从政经验、坚定执着的文化追求，依托鲁国这个周公封国因可享王礼而独有的文化地位和文献资源，对前代存留的各种文献进行整理。一是把存续于当世的3000多首诗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筛选出311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311篇（后来又失传6篇）的音韵早已失传，其文辞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由于孔子的这个贡献，“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二是整理编辑历代政治文献，也就是后世所见的《尚书》中的主要篇目。三是编辑整理当世的规制典章和礼仪文献，形成了后世所作《仪礼》、《礼记》的主要思想内容。四是采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把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二百五十余年间的鲁国国史资料（其中也记载了许多周朝和其他诸侯国的政治事件）加以整理修订，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为其后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奠定了基础。五是“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编辑整理前人的《彖辞传》、《系辞传》、《象辞传》、《说卦传》和《文言传》，使这几部最重要的解读《易经》之作得以传承和发展，为后世深入学习理解和掌握运用《易经》，用周易思想学说指导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王化天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按照古人的判断标准，“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尽管孔子不是儒家思想的始作者，尽管当年他谦逊地称自己“述而不作”，然而凭着其述儒家经典于乱世、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这一伟大贡献，孔子被当世誉为“天纵之圣”，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并以“大成”之殿祭享礼拜。
人需与人文
儒者本是人需之士，以效力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为追求，这是儒的消极性。但儒者本身注重个人知识道德修为，注重构建和维护人伦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要求。按照儒宗周公的理念，“柔”即被统治阶级，“刚”即统治阶级。“柔来而文刚”，刚去而抑柔，这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符合统治阶级需要。“刚柔交错”、人民杂处，社会成员交流交往、交杂相处过程中，都要突出表现自己，都要修饰美化自己的言行、申明主张自己的利益，这是天性，也是天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任由这种天性主宰人的行为么？显然不可。于是周公提出，必须以“人文”来抑制和规范“天文”，所谓“人文”，即“文明以止”，无论是“文”——交往、修饰，还是“明”——突出、表现，都要适可而止，有行有止，都要受到制度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要通过对“人文”的观察调研，通过人文化的道德规范、典章制度，来“化成天下”，实现人对兽的超越，人民的文明进步，人类的和谐相处。而儒家，正是应这种“化成天下”之需而生，秉持儒道，兴发儒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人需到人文，乃是历史以及儒家本身的进步。
以上关于刚柔人文的具体阐述，见《易传·彖辞传·贲卦》。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一卦，令“晚而喜易”的孔子忿忿不平。据《孔子家语》所载：“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各位看官，孔子为何一筮得《贲卦》就“愀然有不平之状”？
孔子不必称儒宗，儒家本身即文化；人需如今挺逆反，人文方为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