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1点50分，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院版本的税法改革法案。这是30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最大的一次调整，未来10年内将削减1.4万亿美元的税收。
参议院通过的税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版本上进行了小幅调整。预计当地时间12月4日，参众两院代表会开始着手解决两个版本之间的分歧，最终拿出一份法案呈交给总统特朗普。如果一切顺利，特朗普将在今年底正式签署该法案。
虽然特朗普称此次税法改革为“减减减”，但税法改革与单纯减税还是有所不同。小布什时代保留税法的框架仅仅下调了税率，属于单纯的减税范畴。而此次通过的新税法，不是简单地降低了税率，而且通过调整征收方法，改革抵扣制度，对不同的征税种类有所侧重，改变了税法的框架结构，是1986年里根总统修订税法后，美国对税法框架的又一次改革。
提高美国企业利润和股价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菲尔斯登（Martin Feldstein）对此次税法改革公开评论道，“特朗普一直通过唤起对里根时代的减税回忆来获得对新税法的支持，但是两者的侧重不同。里根时代的减税主要是减少个人所得税，而目前的减税主要是减少公司税。”菲尔斯登曾在里根总统时代任经济顾问、财政部经济研究局主席，在小布什时代曾担任过国际情报顾问。
目前，参众两院通过的税改法案版本有所不同。根据参议院版本，企业要推迟一年，也就是从2019年起才能享受减税，而众议院版本则从明年就开始就将企业税降至20%。
在美国，小型企业主通常选择把公司和个人收入合并报税，以简化报税程序和成本。所以，独资经营、合伙经营和股份制的小企业和家族企业等税赋流转公司（pass-through business）不单独申报企业收入、缴纳企业税，而是合并到企业主个人的收入中去。在新的税改框架下，这种小企业主源于公司经营的收入将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按照普通工资收入缴纳最高可达39.6%的所得税，而是缴纳比较优惠的税赋流转税（pass-through tax）。参议院版本的税赋流转税为23%，众议院版本的税赋流转税为25%，都有大幅度减少。
“美国中小企业的税率很高，减税对中小企业非常有利，能够提高每股收益率。”Alger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资深副总裁、基金经理张韵（Amy Zhang）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美国银行在给客户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如果按照众议院版本，在2018年就享受低税率的情况下，“标普500 公司的每股收益在2018年可以增长6%，达到每股平均139美元。其中减税是最大的推动力，每股平均提升19美元的收益。”
至于减税是否在提升股价的同时还能刺激经济增长，各方则意见不一。标普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贝斯安·博维诺（Beth Ann Bovino）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降低企业税率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姿态，但是它们是否会拿钱来发展经济，还是放在一边，用作分红等？”
美国联邦税收委员会（JCT）在预测减税导致财政赤字时预测，税改将令美国经济额外增长0.8个百分点。
高盛则对经济税改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比较保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税改可以在2018~2019年提升GDP年0.1~0.2个百分点。减税带来的经济加速效应在之后的年份中会逐步变小。总体来说，经济将得益于企业税率的降低和个人消费的增加。税改的中期效果可以使GDP累计提升0.5个百分点，失业率将由此降低0.1~0.2个百分点。”
当然，根据参议院版本，公司减税计划将推迟一年生效，效益的提升要到2019年才能显现。
吸引海外资产回流
美国此次税改的一大目标就是停止资产外流。现行的税法制定于1986年，当时国际贸易和全球一体化尚未充分发展。美国在税率上不仅仅高过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结构上也逐渐与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出现脱节。
美国目前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坚持征收全球税的国家。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收入在缴纳当地的税收之后依旧有缴纳美国企业所得税的义务，如果公司要将海外盈利汇回美国，就必须缴纳美国企业所得税。而外国公司向美国分公司汇款则完全免税。
这种税法设立之时并没有预计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美国企业账上的海外营收迅速增加的同时出现了“税务倒置”的交易。这种针对美国企业的全球税进行的企业并购在近10年大行其道。美国企业争相高价收购外国公司，然后并入外国公司，以外商身份，免除美国的全球税义务。
许多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等，通过把专利注册在海外分公司名下的办法，用专利费进行定价转移，把美国国内市场上赚得的利润转移到开设在低税国家的海外分公司的账目上，以此来避免缴纳当年的美国企业税。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达到3.5万亿美元，其中2万亿美元是现金。
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版本的新税法，都把美国税收体系改成现行国际通行的属地原则，也就是美国企业只需要为在美国当地的营收缴纳美国税，之后产生的海外盈利与外国公司一样都不再需要缴纳美国税。美国企业不必进行“税务倒置”交易，也就是花钱买外商身份。
为了防止跨国公司通过定价转移美国企业的盈利到海外分公司，新的税法提出了20%的执行税（Excise Tax），也就是当美国企业把利润转移到海外分公司的时候，将被征收20%的税款，与把利润保留在美国本土的美国企业需要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率相同，以防止利润外流。
对于已经滞留海外的3.5万亿美元美国企业以往的利润，新的税法没有免除其推迟缴税的义务，而是给予了优惠税率，吸引美国企业海外资产的回流。
对此，美国银行在报告中预预测到，“美国企业滞留在海外利润有20%~40%是以美元以外的外币保存，如果汇回美国会造成2005年《投资家园法案》通过之后那样的美元大幅升值。同时，美国企业海外资金的92%都是投资5年以下的短期债券，汇入美国之后会造成海外市场短期融资利率因为流动性减少而上升。”
其实，该税法条款并不新鲜。2004年小布什总统签署《投资家园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规定美国企业如果保证把资金用于投资、研发等产生新就业的用途，可以申请用比新税法更加优惠的5.25%的低税率，将利润汇回美国。
美国财政部经济研究局2009年的一份跟踪报告显示，有843家美国企业根据《投资家园法案》汇回了3620亿美元。在2005年，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出现12.8%的升值。但是报告承认，这些资金对立法初衷鼓励创造就业的计划效果并不明显。
报告认为，“没有扩大就业机会，也没有增进投资或者研发。”由于企业利用资金的可替代性，虽然把海外汇回的资金投入了投资、研发和雇用等，但是被节省的资金被用于增发股息和股票回购以提高股价。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利用《投资家园法案》每汇回1美元，就有79美分被用于股票回购，15美分用于增发股息，最终真正用于实业的不足6%。
2005年，美国股价和楼价在美元大量回流之后迅速上涨，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迅速回落。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强势美元的伤害下继续扩大。
扩大财政赤字
1974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时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反对意见。他由此提出了“拉弗曲线”（The Laffer Curve），即税率与税收的替代关系，认为在税率超过最优点之后，如果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减税而不是加税，因为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最终增加财政收入。
这套理论虽然对福特总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在随后的里根总统任期内被广泛宣传，成为里根减税的主要依据。特朗普等推动减税的人士一直声称，减税将刺激经济的加速增长，实现减税的“自给自足”。美国财长姆努钦曾于今年9月表示，减税后，经济增幅涨至3%只是保守估计，税改将在未来10年新增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足以填补1万亿美元的赤字。
高盛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到，“有些研究显示减税可以促进投资，但是根据公司拥有的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减税有这样的效果。税率和税收相关的研究显示，削减10%的税率只能扩大2%的税基。”
跨党派的美国联邦税收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比高盛的研究报告更加乐观。不过，税改推动的经济增长还是远不足以抵消减税带来的税收损失。美国联邦税收委员会预期，如果经济不加速增长，税改将在2027年前增加约1.4万亿美元的赤字。如果考虑到减税能刺激经济，给未来10年美国经济带来每年0.8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长，则新增的税基将带来458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扣除因为增加财政赤字造成的额外借贷利息510亿美元，减税对经济的推动能在未来10年带来407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简单计算可以发现，即便考虑到减税对经济的刺激，还是会在未来10年给美国增加1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
税改法案在参议院不断地被修改，就是为了减少赤字，以达到预算案要求的10年不增加1.5万亿美元的要求。最终通过的参议院版本税改法案为了满足这个赤字要求，把企业税降低推迟一年执行，把个人减税变成临时性措施，在2025年过期失效，同时恢复了众议院取消的遗产税和最低替代税。
“里根其实减了两次税。1981年那次减税有欠考虑，当时的史上最大规模减税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反而酿成金融危机。在1982年，里根政府迫于金融危机，又进行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加税。1986年的那次减税就考虑得比较周全，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菲尔斯登对里根减税的经验总结道。
里根在1981年减税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6%，引起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恐慌，美国国债被抛售，10年期国债的利率上升4个百分点，超过15%，抑制了信贷活动，让刚刚走出1979年金融危机的美国，再次于1982年进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稳定市场，里根政府选择在1982年大幅加税。
而到了1986年，里根政府的减税如同这次税改一样，并没有简单削减税率而是全面改革了税务结构。在里根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走出长期的滞涨，GDP平均增幅达到3.4%，让不少美国人怀念至今。但是里根减税并没有如他之前保证的那样达到财政平衡。在里根任期内，美国的债券价格迅速上升，从不到1万亿美元增长到2.85万亿美元，8年翻了2倍多。美国也由此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